游中相被捕时，特务从他住处搜出一个笔记本。
本子应该烧掉的，来不及了，上面写着三个垫江女中教师的名字：傅伯雍、陈鼎华、盛国玉。
1948年10月的那个下午，盛国玉正在桂阳小学给女教师们讲课。
她说的不是课本上的内容，而是些关于新社会、新生活的想法。
这是丈夫余梓成交给她的任务——用教师身份作掩护，做些思想工作。
特务冲进来时，她正在黑板上写字。
没有反抗，没有逃跑的机会。她被押上卡车，连家都没回。
展开剩余94%车子开出垫江县城时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。
审讯室的灯很亮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
特务问她认不认识游中相，她说见过几次。
又问她做过什么，她说只是教书。他们不信，用电击。
电流通过身体的那一刻，盛国玉昏了过去。醒来时全身剧痛，嘴里全是血腥味。
她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
余梓成是地下党员，从不在家里谈工作上的事。
1947年经人介绍结婚后，盛国玉只是觉得丈夫常常早出晚归，偶尔让她帮忙传个话、送个东西。
她以为自己只是做些边缘的小事，没想到这些"小事"，已经够她被关进渣滓洞的理由。
从垫江到重庆，一百多公里山路。
车子在歌乐山脚下停住，眼前是一片黑黢黢的洞口。
这里原本是个小煤窑，因为渣多煤少，当地人叫它渣滓洞。
1939年军统特务霸占了煤窑，改成了集中营。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沟，想逃出去几乎不可能。
盛国玉被推进女牢二室时，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。
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血腥味，她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双手抱膝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距离组织批准她入党，还差两个月。
现在这两个月，变成了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。
牢房里有人在低声说话，有人在哭。
盛国玉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盯着墙上的裂缝发呆。
那天晚上，她第一次睡在渣滓洞的木板床上，硬得硌人，冷得刺骨。
上下铺之间的托扶床是上下铺，盛国玉住下铺，上铺的女人很瘦，身高只有一米四五，走路一瘸一拐。
她用化名叫江雪琴，但牢房里的人都叫她江姐。
第一次见面时，江姐刚被提审回来。两个特务架着她，她的脚几乎不沾地。
回到牢房后，她靠墙坐了很久，一动不动。
盛国玉看见她的手指红肿得像胡萝卜，十个指头上都是血痕。
那是竹签扎过的痕迹。
江姐负责过联络工作，掌握着重庆地下党的名单和联络方式。
特务对她用尽了酷刑：戴重镣、坐老虎凳、吊鸭儿浮水、夹手指。
在一次次审讯中，她昏死过三次，但从没说出一个名字。
到了晚上要睡觉，江姐准备爬上铺。
她的手指已经无法用力，只能用手腕吃力地勾住扶手，身体一点点往上挪。
盛国玉看着，忍不住站起来，托着江姐的腰往上推。
江姐回头看她，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从那天起，这成了每晚的固定动作。
盛国玉推，江姐爬，有时候江姐身上的伤太重，盛国玉推得很小心，生怕碰到伤口。
推的时候，盛国玉常常会哭，眼泪滴在手背上，也滴在江姐的衣服上。
同室还有几个人，杨汉秀是军阀杨森的侄女，但她不认同伯父的所作所为，选择了另一条路。
因为这层特殊关系，特务对她稍微客气些，她也借此为牢房里的人争取一些便利。
胡芳玉话不多，总是坐在角落里。左绍英年纪大些，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着年轻的姑娘们。
彭灿碧有个习惯，喜欢对着墙壁小声唱歌。
彭灿碧
夜里特务不许讲话。
但江姐和盛国玉会敲床板，或者把手伸下来，拉一拉对方的手。
不需要说什么，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。
有时候是鼓励，有时候是安慰，有时候只是想确认对方还活着。
江姐向狱医要来了红药水和处方签，用来写字。
她每天用红药水在处方签背面写《新民主主义论》提纲，字很小，密密麻麻。
还组织牢房里的人学习，讨论怎么和敌人斗争。
每当有人被提审，其他人就自发地唱歌，为即将受刑的人助威，一直唱到她回来。
歌声在牢房里回荡，盖过了外面的脚步声。
1949年10月，胜利的消息传进来了。
那天晚上，江姐提议："同志们，我们给新中国缝一面国旗吧。"
大家找来藏起来的红布和黄纸，按照报纸上"五星红旗"这个名字，凭想象做了一面旗子。
她们不知道五颗星该怎么排列，就把大星放在中间，四颗小星围在四周。
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很轻，每个人都听得见。
那面旗帜很粗糙，但在昏暗的牢房里，它是唯一明亮的东西。
盛国玉参与了缝制，她的针脚不太整齐，她一针一针缝得很认真。
她想，如果有一天能出去，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。
11月14日的镜子那天早上，特务的脚步声比平时急促。
"江雪琴！"
牢门被打开，特务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名单。"还有李青林，收拾东西，要转移了。"
整个牢房突然安静下来。
大家都知道"转移"意味着什么。
江姐站起来，很平静，没有慌张，也没有挣扎，脱下囚服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那是件灰色的布衫，洗得发白但很整洁。
然后她围上一条白围巾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约会。
"盛国玉，把你的镜子借我用一下。"
盛国玉把小镜子递过去，手在发抖，江姐接过镜子，认真地照了照，用手拢了拢头发。
她的手指还是肿的，梳头时很费力，还是坚持把每一缕头发都整理好。
江姐转身，一个一个地和大家告别，握手，拥抱，或者只是对视一眼。
轮到盛国玉时，江姐拍了拍她的肩膀："就要解放了，一定要斗争到底。"
盛国玉扶着江姐走到牢门口。
走廊很长，光线很暗，国玉和其他人把手伸出栅栏，拼命地挥手。
江姐回头，冲她们笑了笑，然后转身上了车。车子开走了，扬起一片尘土。
下午，血腥味从电台岚垭方向飘过来。
很浓，很刺鼻，牢房里的人都闻到了，谁也没说话，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江姐牺牲了，年仅29岁。
从那天起，渣滓洞变得更加压抑，不再放风，每天只准两个人出去倒尿罐。
特务的巡视变得频繁，办公室的灯整夜亮着。
牢房里的人们挤在一起，小声讨论着外面的局势。
11月27日，天气变冷了，还下着秋雨。
但从牢房里能听到南岸传来的炮声，那是解放军的炮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敲鼓一样有节奏。
大家都很兴奋，觉得解放就在眼前了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就能出去了。
盛国玉靠在墙上，听着外面的雨声和炮声。
她想起江姐说的那句话："就要解放了。"是啊，就要解放了。
她想，如果江姐能多等几天，多等十几天，就能看到新中国，看到重庆解放，看到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。
可是江姐没能等到。
那天晚上，牢房里的人们唱了一会儿歌，扭了一阵秧歌，取暖，也给自己打气，天太冷了，大家很早就睡下了。
盛国玉躺在下铺，看着上面空荡荡的床板，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她没想到，这一觉醒来，会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。
尿池里的二十小时深夜，脚步声，"起来！起来！办移交了！"特务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每个牢房的门都被打开。
两间女牢的人被驱赶到楼下八室，二十多个女人，还有两个女婴，一个叫卓娅，一个叫苏菲娅。
盛国玉站在靠近后窗的位置，鼻子里闻到浓重的汽油味，心跳得很快。
一声哨响。
机枪从门窗伸进来，火舌喷出，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射。
盛国玉顺势倒在后窗左角的架子床边，身边有人倒下，有人尖叫，有人高喊。
那是胡其芬的声音，很快就被枪声淹没了。
枪声停了，脚步声靠近。
两个特务推开门，对着满地的尸体又是一阵扫射，盛国玉趴着不动，连呼吸都尽量放轻。
一个特务走到她身边，用枪托在她腰上戳了几下，很疼，她咬着牙一动不动。
特务嘟囔了一句什么，转身走了。
门被锁上，然后是火光。
汽油被点燃，火势很快蔓延开来，盛国玉被浓烟呛醒，牢门已经烧倒了，楼板上冒着火星，马上就要塌下来。
她想，反正都是死，不如冲出去，站起来，冲出牢房，跳过两堆燃烧的火。
院子里没有特务，他们已经撤了，盛国玉猫着腰，钻进最近的男厕所，趴进尿池。
尿池里又脏又臭，还有别的男同志也躲在里面。
她把脸埋在臂弯里，不敢出声，不敢动，甚至不敢想接下来会怎样。
外面的火光映红了天空，哭喊声、倒塌声、爆裂声混在一起。
她又晕了过去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亮了。
11月28日清晨，附近二十一兵工厂的家属，看到渣滓洞火光冲天，跑来查看，发现了昏迷的盛国玉。
她们冒着危险把她抬出来，送到老乡家里藏起来。
盛国玉发着高烧，在山上又躲了两天。
11月30日，她听到有人在喊："重庆解放了！重庆解放了！"她才敢下山，才敢相信自己真的活下来了。
渣滓洞180人遇难，15人脱险，盛国玉是唯一的女性。
盛国玉活了下来，带着江姐的嘱托，带着那些牺牲者的记忆。
1996年，70岁的她终于入党，完成了48年前的愿望。
2014年7月27日，88岁的她安详离世。
她用一生记住了那个寒冷的深夜，记住了上下铺之间的托扶，记住了镜子里江姐整理头发的样子，也记住了尿池里那二十个小时的黑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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